……东方的这个以宗藩关系所形成的国际关系体系是和平的、和谐的国际关系，而西方以殖民主义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则是暴力的、武力的，后来称为‘炮舰政策，是一种从16、17世纪以后逐渐形成的欧美殖民霸权主义。

中国老话常说‘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，我觉得这句话确实代表着中国人一种永恒的价值标准[27]。仁可为也，义可亏也，礼相伪也（《庄子·知北游》）。

孔子曰：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。孔子所谓的以礼让为国，与此种诸侯国之间的聘礼所呈显的卑让之道，也有某种关联。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在中国传统社会，士阶层这一角色的双重性质，即道德与政治的内在关联，当然植根于家国同构这一深层基础，但它也注定深刻而长久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结构，使得文官系统在整个社会治理中居于核心地位，扮演突出角色。造大船，修四十四丈、广十八丈者六十二。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他还说：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。

儒道相通的一面，由此可窥其一斑。按《彖》云：晋，进也。儒的本义为柔，而《老子》书中的教义正是一种‘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柔道。

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仁人无敌于天下，以至仁伐至不仁，而何其血之流杵也？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……信能行此五者，……如此，则无敌于天下。所以，孔子之前的儒未必像胡适所说的这般消极，而孔子之儒也未必像胡适所说的这样积极。在这里，道德的内在性是以教训的方式表达出来的。诚如曾子所言：君子思不出其位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。

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，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。

这一柔性品格不仅是先儒的基本取向，而且依旧体现在孔子思想中并为孔子所发扬光大，从而在后儒中有其长久而明显的表征。[37]此处最可注意者有二：一是道德能够达到自律和慎独的境界。人的良知和良能执行的是直言律令而非假言律令，它是由一种反身性的工夫成就的。而独我中华民族，凡持极端说的，一经试验辄失败。

但从历史上看，悖论的是，西方社会和文化后来的发展却未能按照这一原则来展开和实现，而是走向了这一中道原则的反面。宋儒张载在其《横渠易说》诠释大壮卦爻辞时说：克己反礼，壮莫甚焉，故易于大壮见之。而需者，云上于天（《周易·象传》曰：云上于天，需——引者注），而儒亦知天文，识旱潦。在一定意义上，它集中浓缩并体现在《论语》一书中。

政、刑虽可使民免刑，但不能使民有耻。而西方人的态度，常常是向外看的。

[85][美]费正清：《美国与中国》，第139页。（同上）这表明，柔并不是弱，相反它才是一种真正的力量。

这一事实说明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自给自足[85]。历史上，这一特性一直受到强调。所以，对于颜回的早亡，孔子是悲痛欲绝。[①]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儒家文化长期以来浸润和塑造的结果。[45][美]黄仁宇：《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》，第23页。从为仁由己自然能够引申出君子必慎其独的要求，因为为仁由己意味着道德的自律性。

落马首，穿牛鼻，是谓人。纯然出于人所固有的本然之性的要求去行事，拒绝任何外在的诱惑和干扰，此之谓孔子所说的直道而行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。

这个最要的人物是董仲舒。[116][美]斯塔夫里阿诺斯：《全球通史——1500年以后的世界》，第75、76页。

[⑤]胡适：《说儒》，载《胡适论学近著》，第47页。16世纪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写道：总之，在我看来，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把中国人看作战士[25]。

这种反身性的姿态，乃是道德觉解的要求。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。其差别仅仅表现在究竟对于什么是自然的判断上。[105]这同古希腊城邦的情形异乎其趣。

子曰：‘君子义以为上。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。

中国人完全缺乏欧洲人那种力求扩张的强烈欲望，这一事实就使两者的成果大不一样。与道家相类似，儒家其实也贵柔。

[103]首先，他强调防患于未然。作为人的生存条件，兵关乎安全食关乎生活，都与人的生存直接相关。

而这也正是道德的自足性的诉求。[③]章太炎：《膏兰室札记》卷二，载《章太炎全集》（第1卷），上海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版，第151页。这无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马克思的论断。诚如《中庸》所言：虽柔必强。

他所谓文官政治的实属最可悲观者，主要是指这种学识贵族的知识在他看来乃为无用之物。如善言之集，良朋之来，皆所谓有邻也。

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是极其重要的。在理论上，可谓甚美，盖欲由此造成一种‘学识贵族，故也。

[81]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编辑委员会编：《中世纪晚期的西欧》，第38页。[98]辜鸿铭：《中国人的精神》，黄兴涛、宋小庆译，海口，海南出版社，1990年版，第211页。